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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巡回审判庭审现场，原告马某和被告王某情绪很激动。经过承办法官耐心调解后，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被告王某返还原告马某彩礼43500元，原告马某返还被告王某陪嫁物，此案得以妥善解决。

“海北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孔家庄人民法庭巡回审判法庭现在开庭！”近日，孔家庄人民法庭干警前往门源县阴田乡大沟口村审理了一起婚约财产纠纷案。

此案因案情复杂，权利义务关系不明晰，且各方当事人存在相互推诿等问题，承办法官详细了解案情后，多次对各方当事人开展调解工作。在二审开庭当日，承办法官组织各方当事人再次开展调解工作。承办法官总结了本案争议的焦点，经释法明理后，各方当事人各退一步，同意承办法官的调解意见，上诉人龚某撤回上诉。

“此次巡回法庭，不仅有效解决了当事人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也彰显了人民法院温情司法的理念，为更多需要帮助的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共同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海晏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法官马千惠说。

一元手游平台app一枚国徽、一条横幅、一台电脑，几张桌椅组成一个简单而又不失庄严的巡回法庭。巡回审判是人民法院方便群众诉讼就地开庭审理案件的一种审判方式，更是司法为民的生动实践。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具有审理周期长、难度大、专业性强、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高等特点，一直以来都是民商事审判工作的难点。涉案工程引发的连锁纠纷较多，本案的成功调解，为当事人节省诉讼费4万余元，切实践行了司法为民、定分止争的宗旨。”承办此案的海北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法官刘素宁说。

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就刚刚审理的婚约财产纠纷案现场以案释法。“民法典中关于婚姻家庭、债权债务的规定十分详细，涉及了常见的相邻权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等，这次审理的案件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遇到矛盾纠纷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不要冲动。”承办法官对群众说。

“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要离婚，法官您要给我做主啊！”庭审开始，才某的妻子哭诉道。见双方当事人的情绪都比较激动，承办法官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先以调解方式进行。承办法官充分倾听双方当事人的诉求和苦衷。在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详细了解了才某在婚姻生活中遇到的特殊困难，同时，充分尊重才某妻子的合理诉求。在承办法官耐心细致地调解下，最终，才某和妻子达成一致，和平解决了离婚纠纷。

“我因腿疾无法下地走路，就在为如何去人民法院开庭而发愁时，人民法院的干警们上门来了，真的太感谢了！”11月19日，海晏县人民法院审判团队将巡回法庭搬到才某家中，成功化解了一起离婚纠纷案，当事人才某感激地说。

“谢谢刘法官，多亏了你们专业高效的工作，我们的矛盾纠纷才得以化解，请您收下这面锦旗。”近日，海北州中级人民法院调解了一起标的额为39.5万元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被上诉人将一面锦旗送到承办法官手中，以表感激之情。

今年以来，海北藏族自治州两级人民法院紧扣时代脉搏，秉持“法官多走路、群众少跑腿”的服务理念，不断深化“如我在诉”的司法情怀，以巡回审判为关键纽带，为群众打造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新路径。

近年来，门源县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巡回审判的职能作用，将巡回审判和普法宣传有机结合，对符合巡回审理条件的案件就近开庭，将庭审搬到田间地头，架起了人民法院与群众之间的桥梁，普法宣传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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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袁某与陈某经媒人介绍认识，建立恋爱关系。2022年3月，双方举行订婚仪式。订婚仪式当日，袁某父亲袁某甲向陈某母亲王某给付彩礼66000元。后袁某与陈某因生活琐事产生矛盾，恋爱关系破裂。订婚前后双方未共同生活，亦未孕育子女。袁某及袁某某起诉要求陈某、王某返还彩礼。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袁某父亲袁某甲向陈某母亲王某给付彩礼66000元，袁某及实际给付彩礼的袁某甲均是适格的原告，陈某及实际接收彩礼的王某均是适格的被告。袁某与陈某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仅举行了订婚仪式，双方未共同生活，亦未孕育子女，在人民法院主持调解下，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陈某、王某一次性返还袁某、袁某甲彩礼66000元。

2023年7月，侯某某与高某（女）经媒人介绍订立婚约。侯某某先后给付高某及其母亲高某甲大礼288000元、看好钱6000元、上下车礼46000元，为高某购买价值共计49935元的“五金”和价值8199元的手机一部。高某甲、高某在侯某某交付看好钱时回礼4000元。2024年1月，双方按照农村风俗举行结婚仪式，高某收到磕头钱12040元。在举行结婚仪式前后，侯某某共计向高某转账37000元。2024年2月，双方因生活琐事产生矛盾，后解除婚约。侯某某起诉请求高某、高某甲返还彩礼441800元。

本批典型案例聚焦审判实践中的共性问题，依法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明确处理涉彩礼纠纷的三项原则：一是严禁婚托、婚骗、借婚姻索取财物、买卖婚姻、干预婚姻自由等违法行为。二是充分尊重民间习俗，以当地人民群众的普遍认知为基础合理认定彩礼范围。三是斟酌共同生活时间、婚姻登记、孕育子女等不同因素在缔结婚姻这一根本目的实现上的比重，充分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给付方家庭经济情况、双方过错等因素，确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合理平衡双方当事人权益。

本案针对仅举行订婚仪式，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亦未共同生活及孕育子女的当事人，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的相关规定进行释法明理，让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由女方全额返还彩礼，不违背公序良俗，亦有助于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案结事了，对于规范高额彩礼，倡导文明婚俗，营造健康、节俭、文明的婚嫁新风具有较好的示范作用。

本案侯某某向高某及其母亲高某甲支付的大礼288000元、看好钱6000元、上下车礼46000元，属于根据当地习俗在缔结婚姻的流程节点中向女方或者女方父母支付的礼金，符合彩礼的基本特征。侯某某为高某购买的“五金”亦符合当地结婚习俗中对于彩礼的一般认知，同样属于彩礼的范畴。而在举行结婚仪式向双方亲戚行礼时收到的磕头钱12000元，属于亲朋好友对新人双方的赠与，不属于彩礼。侯某某为高某购买的价值8199元的手机，系男方以缔结婚姻为目的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所进行的赠与，因价值较大，在结婚目的不能实现时，女方应予返还。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时，要严格适用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认定彩礼范围的参考因素，准确认定双方之间给付财物性质，对应否返还及返还比例作出合情合理的判决，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近年来，因农村适婚人口男多女少，婚姻匹配困难，催生出婚托、婚骗、借婚姻索取财物等违法违规行为。一方以结婚为由收取高额彩礼但无与对方构建家庭的主观意愿，与对方相识后快速结婚，婚后即离开不与对方共同生活，为规避法律关于彩礼返还的规定，往往在登记结婚后一段时间再起诉离婚，或者通过冷落逃离对方、制造家庭矛盾等方式迫使对方起诉离婚，更有甚者，利用对方想要早日摆脱不幸婚姻的心理迫使对方放弃部分或全部彩礼作为同意离婚的条件。判断当事人是否存在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情形，应当综合考虑双方的感情基础、共同生活时间、是否具备形成稳定夫妻关系的主观意愿、离婚原因、婚姻史等因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接受彩礼一方存在借婚姻索取财物情形的，应当全额返还彩礼。人民法院认定聂某某构成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判决其全额返还彩礼，彰显了对借婚姻索取财物行为的坚决打击，有助于引导当事人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念，维护正常的婚姻秩序和公序良俗。

案涉彩礼165880元远远高于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亦给张某某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属于高额彩礼，在张某某与严某举行结婚仪式但未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况下，应当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予以适当返还。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当事人原则上是缔结婚约的双方，但如一方父母亦实际给付了彩礼或者实际接收了彩礼的，可以作为共同原告或者共同被告参与诉讼。本案严某甲与严某共同收受了张某某给付的彩礼，张某某将严某甲列为共同被告，要求严某甲承担共同返还责任，于法有据。该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酌定返还数额并判令严某甲与严某共同返还，判后各方均表示息诉罢访，自愿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有效化解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为营造健康、节俭、文明的婚嫁新风画出了“风向标”，让“彩礼归于礼”走深走实。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扣除严某回礼款，张某某共计给付彩礼款165880元。结合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张某某家庭状况及当地习俗等因素判断，该笔款项数额过高。因张某某与严某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综合考虑二人共同生活时间、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酌定严某返还115880元。因严某父亲严某甲亦实际接收了彩礼，故应承担共同返还责任。判决：严某、严某甲共同返还张某彩礼款115880元。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彩礼是男女双方以缔结婚姻为目的一方依据习俗向另一方给付的财物。侯某某给付高某及其母亲高某甲的大礼288000元、看好钱6000元、上下车礼46000元以及为高某购买的价值共计49935元的“五金”均符合当地结婚习俗中对于彩礼的一般认知，应当认定为彩礼。综合考虑双方的订婚时间及共同生活状况、当地风俗和经济水平，酌定高某、高某甲返还侯某某彩礼款30万元，并责令高某返还侯某某“五金”。侯某某为高某购买的价值8199元手机，属于双方交往期间以缔结婚约为目的的大额赠与，现双方已解除婚约，高某应予返还。磕头礼12000元属于亲朋好友对新人双方的赠与，结合本案案情，酌定高某返还侯某某6000元。侯某某在举行结婚仪式前后向高某的多笔转账37000元，因转账数额较大，扣除二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合理开支，酌定高某返还侯某某3万元。判决：高某、高某甲返还侯某某彩礼款30万元；高某返还侯某某“五金”、手机及36000元。

张某某与严某（女）于2022年6月经人介绍建立恋爱关系，2022年10月订立婚约，2023年10月举行结婚仪式。张某某共计给付严某和严某甲彩礼款173880元，为严某购买金项链一条、转运珠一个（严某已返还）。严某回礼8000元。二人共同生活近半年，发生矛盾分开。张某某与严某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亦未生育子女。张某某起诉请求严某和严某甲返还彩礼。

李某与刘某（女）原籍为同一县城，2019年6月经人介绍认识，确定恋爱关系。2021年1月29日至2021年1月30日，李某通过其名下的银行账户向刘某的银行账户转账三次共计50万元。2021年春节前至5月中旬，刘某在李某原籍房屋内居住。李某在外地有固定工作，不定期回去。后李某与刘某产生矛盾，恋爱关系破裂。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亦未举行结婚仪式。李某起诉请求刘某返还彩礼。刘某辩称该50万元银行转账是李某在双方交往过程中自愿赠与的款项，不属于彩礼，不应返还。

2023年8月1日，聂某某（女）与张某某经婚介公司介绍相识。2023年8月2日，聂某某向张某某出具承诺书，表明与张某某相识后爱上了张某某，经过慎重考虑愿与张某某结婚，自愿到张某某的工作和生活地与张某某一起安心久居生活。2023年8月3日，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张某某给付聂某某彩礼148000元。登记结婚当晚，聂某某向婚介公司咨询如何离婚及离婚后彩礼返还和婚介公司服务费支付等事宜。2023年8月10日，双方彻底分开。后聂某某退还张某某彩礼57000元。2024年5月，聂某某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且无和好可能为由起诉请求与张某某离婚。张某某同意离婚，但以婚后女方即离家打工，二人实际仅相处2天，只有夫妻之名，无夫妻之实为由，反诉请求聂某某返还剩余彩礼91000元。聂某某对张某某的反诉辩称，剩余彩礼向婚介公司交纳服务费10000元，余款因家庭需要已支出，没能力退还。

王某某通过婚姻介绍所结识付某某（女），双方在未充分了解的情况下订立婚约。结婚前，王某某给付付某某及其母亲侯某某彩礼款130000元，并与侯某某签订协议，约定“如女方反悔给男方现金130000元，如男方反悔，女方分文不退”。王某某与付某某于2020年5月登记结婚，婚后仅共同生活不到一个月便因生活琐事吵架分居。后王某某以女方未遵守婚前协议为由起诉离婚并要求付某某返还全部彩礼。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从查明的事实看，双方有缔结婚姻的目的。李某通过其名下的银行账户于2021年1月29日分别向刘某转账100000元、300000元，30日转账100000元，该三笔银行转账款项与李某向刘某转账的其他零散资金相比，支付方式有明显区别。且二人的聊天记录显示，李某说“你拿钱是答应和我结婚的”，刘某未予否认。因此，李某主张该笔款项系为缔结婚姻支付的彩礼，较之刘某主张系双方交往过程中李某自愿赠与的款项，明显更具有合理性。因双方并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亦未形成稳定共同生活，李某请求返还彩礼，符合法律规定。判决：刘某返还李某50万元。

本案付某某的母亲侯某某在收取高额彩礼后，与王某某签订协议，约定女方反悔返还彩礼，男方反悔，女方分文不退，实质上是以高额彩礼退还为代价限制婚姻自由，违反了法律相关规定，亦有悖公序良俗，不具有法律效力。王某某据此协议要求返还全部彩礼的诉请不应当支持。130000元彩礼远超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亦给王某某家庭造成了较重的经济负担，属于数额过高，结合双方虽已登记结婚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及付某某与母亲侯某某共同收受彩礼的情况，人民法院酌定付某某及其母亲侯某某返还彩礼91000元，较好地平衡了双方当事人利益，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打击规制借高额彩礼非法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本案李某在恋爱期间向刘某转账50万元，虽然转账时并未注明该笔款项为彩礼，但该50万元为短时间内大额转账，根据双方陈述及案涉证据，结合日常生活经验，认定该笔款项属于为缔结婚姻支付的彩礼，具有合理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彩礼返还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在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亦未形成稳定共同生活的情况下，判决女方返还50万元彩礼，彰显了打击和遏制高额彩礼的司法理念，有助于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和婚恋观，推动形成文明嫁娶的新风尚。

一元手游平台app彩礼作为我国婚嫁领域的传统习俗，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蕴含着两个家庭对“宜其室家”的美好愿望。但是，近年来，一些地区彩礼数额持续走高，为给付方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彩礼的初衷，也给婚姻稳定埋下隐患。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治理高额彩礼、移风易俗的工作要求，切实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省法院征集筛选了6起规范高额彩礼典型案例，现予以发布，希望通过典型案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引导人民群众理性对待彩礼给付，让彩礼定位于“礼”而非“财”，推动移风易俗，助力营造健康、节俭、文明的婚嫁新风。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王某某与付某某婚前缺乏了解，婚后共同生活不到一个月便因家庭琐事分居，亦未建立起深厚感情。王某某曾于2022年2月提起离婚诉讼后又申请撤诉，双方至今未能和好，现王某某再次起诉要求与付某某离婚，态度坚决，双方夫妻感情已无挽回的余地，应当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准予离婚。王某某与付某某母亲签订的彩礼返还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零四十二条第一款“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王某某与付某某虽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综合考虑当地经济生活水平及王某某家庭经济状况，案涉彩礼数额过高，酌定付某某及其母亲返还彩礼91000元。判决：王某某与付某某离婚；付某某及第三人侯某某共同返还王某某彩礼款91000元。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后，实际相处时间极为短暂，未形成完整的家庭共同体和稳定的夫妻共同生活状态。根据双方的相处情况，聂某某亦不存在与张某某形成稳定夫妻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主观意愿。聂某某在没有感情基础的情况下向张某某出具承诺书，收取高额彩礼与张某某迅速结婚，登记结婚当晚向婚介公司咨询离婚及彩礼返还事宜，随即离开不与张某某共同生活，与张某某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其行为符合借婚姻索取财物的特征，应当从法律上予以明确的否定性评价，以维护公序良俗。判决：准许聂某某与张某某离婚；聂某某退还张某某彩礼9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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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乌拉街派出所秉持主动作为、热忱服务的理念，向居民、游客宣传防盗抢、防诈骗、防火患知识，提升安全防范意识。派出所还针对辖区商户需求，上门定制安保方案、指导规范经营，更好的服务企业，助力旅游服务品质进阶。

民警赶紧上前询问，才得知男孩和妈妈一起来游玩，因景区客流量大，不小心与妈妈走散。幸好孩子记得妈妈的电话号码，民警立即与孩子家长取得联系，并约定在景区标志性地点等待。为缓解男孩害怕紧张的情绪，民警贴心地为男孩买来了冰糖葫芦。不到10分钟，男孩妈妈就赶到了约定的地点，对民警连连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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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别怕，告诉警察叔叔，怎么一个人站在这？”12月16日上午9时许，吉林市公安局丰满分局江南乡派出所民警在阿什哈达雾凇观赏带巡逻时，发现一名五六岁的小男孩，他小脸冻得通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们依托‘警地融合’优势，组织调动各群防群治力量，形成‘车巡+步巡’‘日巡+夜巡’‘点、线、面’相结合的社会面立体巡控格局，最大限度把警力投放到群众和游客身边，近距离处置突发事件、解决群众困难，让平安保障‘全覆盖’。”江南乡派出所所长高翀介绍。

“要进停车场的往这边来。”“过马路的游客跟上，小孩看住，牵手走。”“拍照的小美女往里靠一靠，注意安全……”12月17日，在松花湖滑雪场，吉林市公安局交巡警手持喊话器，正在疏导交通。

“安全通道绝对不要堆放杂物，还要关注灭火器压力指示，当显示在红色区域时，要及时更换。”吉林市公安局龙潭分局乌拉街派出所教导员沈国辉一边仔细查看，一边向民宿负责人做好安全提示。

吉林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副支队长郑红介绍，为更好助力家乡冰雪经济发展，支队综合考虑冰雪旅游热门景区周围交通状况、冬季市民游客出行需求多方面因素，为市民游客规划了多条避开拥堵路段的出行路线，预防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和长距离、大范围道路交通拥堵，并精选了最近的停车区域，科学增设停车泊位，确保市民游客停车方便。此外，他们还解锁了驾驶首违免罚、应急救援等多项“宠客”密码，用管理“温度”提高城市“热度”。

进入12月，吉林市雾凇岛景区迎来国内外游客观赏雾凇的高峰。半个多月来，乌拉街派出所的民警、辅警挨家挨户走访民宿，细查消防器材是否完备、电线有无老化，反复确认防火措施是否落实到位；联合多部门在景区要道铲冰除雪、撒盐铺沙，全力确保游客出行安全。

据了解，吉林市公安局交巡警部门针对游客流量方向优化交通组织管理，持续加强通往景区道路及周边道路安全隐患排治和交通秩序管控，合理设置通行线路，细致做好人车分流工作，对易拥挤地段科学设置疏散通道，在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加强引导服务，避免出现人群对流，拥挤踩踏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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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草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推行“谁管理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建立国家机关履行普法责任年度报告制度。面向国家工作人员，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带头学法义务、将法律知识纳入公务员考录内容，以及实行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清单、领导干部述法等制度。

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草案第二章规定了“社会法治宣传教育”，第三章、第四章将国家工作人员、青少年作为重点对象，分别作了规定。面向社会公众，规定了国家机关、群团组织、法律服务机构的法治宣传教育职责，以及对村（居）民、企业职工、老年人、特殊困难人员、进城务工人员、服刑人员等人群和出境人员开展有针对性的法治宣传教育。

草案共7章62条，包括总则、社会法治宣传教育、国家工作人员法治宣传教育、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和附则。

一元手游平台app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记者杨湛菲、齐琪）为了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形成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法治宣传教育法草案21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草案明确国家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明确法治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和对象。草案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对从业人员和网络用户的法治宣传教育；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应当在其经营管理的场所内，围绕消费者权益保护、反电信网络诈骗、食品药品安全、消防安全、个人信息保护、产品责任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面向青少年，草案明确规定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的目标，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安、司法等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以及学校、监护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治宣传教育职责。明确各级各类学校法治教育目标、内容以及评价要求，将法治素养纳入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范围。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履行未成年人网络法治宣传教育责任，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行为的规范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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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上升为法律规范，对于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元手游平台app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12月21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草案共9章78条，主要包括总体要求、公平竞争、投融资环境、科技创新、规范引导、服务保障、权益保护、法律责任等八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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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松岭区精心打造的“151”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运行模式，即1个“全覆盖”、5个“排查阵地”、1个“调解机制”，锻造素质高、业务精、能战斗的基层“五长”队伍，将“五长”培养成为基层治理体系中服务群众、调解纠纷的生力军，为社会和谐稳定筑起了坚实防线。

一元手游平台app开展法治宣传433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1034人次；通过“五长九久点评议事”等方式，解决职工群众反映问题479件，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91件，平安建设满意度大幅提升。这是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五长”交出的基层治理成绩单。

一方吹哨，多方响应，一件件急难愁盼的案事件在“五长”的努力推动下被解决。目前，以“五长”为支点，松岭区统筹政法机关、乡镇社区及各行业部门多方力量，促进矛盾纠纷“前端化解、有法可依、功能互补、程序衔接”，有效防范“民转刑”“刑转命”和极端案事件的发生，还通过建立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台账，定期电话回访、上门走访，了解当事人的情况，及时发现和处理新问题，推动调解工作由“灭急火”向“治未病”转变。

“我区常住人口仅1.1万余人，利用干部比例高、干群关系好的优势，我们创新推行‘五长’工作模式（社区长+警长+网格长+楼长+单元长/联户长），走出了一条符合区情实际、地企合作共赢的基层治理新路径。”11月29日，松岭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邱武科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说，松岭区“五长”已实现全覆盖，最大限度发动林业职工群众自治力量参与化解矛盾纠纷，激发群防群治效能，让分散的社会治理资源由“指头”变成“拳头”。

松鹤社区十一网格平房居民韩某在家门口私挖垃圾坑，恶臭气味引发居民黄某不满，双方多次沟通无果，并发生激烈争吵。该区域网格长、警长、联户长相互配合，从情、理、法三方面劝导，垃圾坑回填平整后，又新增了公用垃圾箱，最终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五长”发挥邻里优势，带领调解人员入户了解相关情况，开展心理疏导、法治宣传。经初期调查核实后，调解人员得知王女士提供的关于设备买断的相关证明材料不够充分，因此建议其接受对方提出的支付方案，同时考虑到该企业无法一次性完成全额支付的情况，提议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解决资金问题。王女士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了这一提议。然而，在接下来的半年内，双方就具体支付时间及违约责任等细节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为此，综治中心先后组织了7次由多个部门组成的联合调解会议，近期终于成功促成了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以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林业干部、退休党员、热心群众的顺位选出746名“五长”，将服务阵地前移到小区楼栋，为职工群众打通了便捷解决问题的通道。

群众有诉求，最怕“踢皮球”，如何让群众反映问题既省心又省力？松岭区依托网格化服务管理，将常态化、定期、专项排查相结合，用实用好“一牌、一群、一评、一码、一中心”5个“排查阵地”，织密矛盾纠纷排查网，延伸矛盾纠纷排查线，全力破解矛盾纠纷“发现难”问题。

据介绍，松岭区还会定期对工作实绩突出的“五长”进行表扬和嘉奖，当地区委、区政府、林业局在干部评奖评优、选拔任用时，会优先考虑工作表现优秀、工作成效突出的“五长”，有效激发了“五长”的工作热情。

“叔叔阿姨，咱们单元的门上有咱们‘五长’的联系方式，如果您遇到难题需要咨询或处理，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印有“五长”联系方式的名牌是小扬气镇每个居民楼的标配。同时，松岭区定期开展“松理上门·五长说事”活动，发挥熟人优势，入户走访唠家常，及时调解家庭纠纷、邻里矛盾，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今年初，“五长”通过排查发现了一起涉及江苏籍王女士与当地一家民营企业之间的经济纠纷，“五长”立即将相关情况反映到综治中心，鉴于事件涉及合作协议等法律专业问题，决定启动“四所一庭一室一中心”（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人民法庭、检察官工作室、镇综治中心）联动调解机制。

除此之外，松岭区还建立了全覆盖的“五长工作联系群”，群众通过“随手拍”反映问题诉求，区综治中心及时受理，快接快转快办，实现“只进一个群可办百项事”；每月9日召开“五长九久点评议事”座谈会，“五长”及相关行业部门集体会商研判并处理群众反映的疑难问题；在商业中心、小区单元门等张贴“居民诉求服务程序码”，区综治中心实行“发现、反映、分派、处置、反馈”的闭环式管理。困扰老旧小区居民垃圾乱堆放、地面坑洼积水等一批急难愁盼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让每一件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群众才能顺心满意，社会大局才能和谐稳定，我们要进一步发挥‘五长’联系群众的桥梁、为民服务的纽带作用，为兴安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提供有力保障。”松岭区委书记金广丹说。

区综治中心就像“指挥中心”，对全区矛盾纠纷统筹管理、协调督办；“五长”则像“前线侦察兵”，深入群众，第一时间发现调处并上报“异常情况”，为矛盾化解赢得宝贵时间。就这样，独具松岭特色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模式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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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案件数量的不断攀升，“执行案件财产线索难提交”“核查流程不顺畅”等突出问题不仅是群众的痛点，也是制约执行案件进展的堵点。为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大力推进机制创新，在全市法院统一建立执行财产线索接转中心，促推案件线索快速核查，提升执行案件办理质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一元手游平台app发布会上的一组数据格外亮眼：“今年前三季度，全市法院执行财产线索接转中心接收线索8971条，成功查控财产3927件，有力促推3184件案件取得实质性进展，执行到位金额5.6亿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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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警们表示，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讲解生动，对于更加深刻理解和更好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今后要进一步强化理论武装，始终坚持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努力做到学思悟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学习成果体现在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实际成效上。

一元手游平台app9月7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举行2021年“人民法院大讲堂”第七场专题辅导报告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徐显明为全国法院干警作专题辅导。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出席。

徐显明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中央综治办专职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长期从事法学理论、法哲学前沿问题等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徐显明在辅导报告中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这一主题，结合大量事例案例，全面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阐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系统讲述。

最高人民法院院领导贺荣、陶凯元、马世忠、刘海泉、杨万明、沈亮、刘贵祥出席报告会。党组成员、副院长贺小荣主持报告会。最高人民法院各部门和直属事业单位负责同志及部分干警，地方三级法院领导班子成员及部分干警分别在主会场和各地法院分会场参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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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对一些存在较大争议或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全国四级检察机关的检察长带头，以公开听证形式，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居民等多方参与。通过持续努力，检察机关信访形势明显好转，全国检察机关共接收群众信访92.7万件，同比下降4.3%；重复访比例27.3%，同比减少3.1个百分点。

2020年5月7日，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8部门会签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意见》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目前，最高检要求检察机关要坚持“应听尽听”，将听证工作覆盖“四大检察”“十大业务”，保证听证工作规范、有序开展，努力提升检察办案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清华大学公诉人班硕士研究生、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检察院检察官刘强：为切实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最高检最近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中，对一些涉诉企业作出了相对不起诉的决定。关于单位犯罪的相对不起诉制度，检察机关未来还有哪些探索，为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大局作出更大的贡献？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习近平总书记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最高检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刑事追究只是最后的惩罚手段，应抓小抓早，防微杜渐，通过办案助力金融环境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2019年6月27日，最高检围绕及时发现查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向中央有关部门制发了“三号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行政监管，强化源头治理，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或者初始阶段。

张军：刘强作为“检察官同学”提到的单位犯罪、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等问题很重要，最高检正在一些地方开展企业合规检察制度试点，对企业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建立起依法从宽的规范制度，并与专家学者、律师等共同审慎地向前推进。我们计划试点结束之后再继续扩大规范适用范围。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经历司法实践检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希望司法政策与时俱进，期盼社会长治久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2018年10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段时间的检察实践表明：检察听证已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落实司法为民、提升检察公信的有力抓手，实现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重大举措和有效途径。2020年以来，张军、童建明、张雪樵、陈国庆等最高检领导，率先垂范，带头主持公开听证。各级检察机关也普遍开展公开听证工作，检察长带头主持公开听证，推动这项制度进一步落实。

一元手游平台app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2020年秋冬之际，由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再次走进高校，政法实务专家走上讲台，深入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司法实践，协同培养卓越法治人才。根据此项工作安排，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二级大检察官、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先后于2020年12月14日和12月16日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并与大学生互动答问，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法治关切，深入探讨中国法治问题。

在没完没了抓“一号检察建议”的同时，最高检通过办案联合相关部门建立强制报告制度和入职查询制度，并推动这两项制度“入法”。

清华大学法学院比较法学硕士研究生岳东冉：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中，落实德治的制度有哪些？未来如何继续推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工作？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司法实践中，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司法办案的重要指引，使司法活动不仅符合法律规范，更建设培育社会主义道德水准，以司法引领、促进全社会道德建设，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2020年12月，最高检下发通知，决定自2021年起，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工作在全国检察机关稳步全面推开。这标志着全国检察机关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业务将由分散办理平稳过渡到统一集中办理，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充分、更全面、更科学的司法保护。

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最高检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适用率，基于上述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

2020年1月，张军在全国检察长会议上强调，要完善与金融机构、行业监管部门协同配合机制，采取刑事、民事、行政等手段综合施策，把依法办案、追赃挽损、维护稳定结合起来，防止经济金融风险演化为社会风险。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对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十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话未成年人保护，北京16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陈国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期间，18个全国试点城市的适用率是50%。该制度全面实施之后，各地适用的比例确实不太一样。有的地方适用率60％、70％，如重庆，有的地方百分之十几，最开始的时候差别确实很大。

民营企业创业艰辛、发展不易，更需要、更珍视法治的呵护。最高检特别提出，检察机关要当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老娘舅”。2020年的两组办案数据体现检察机关对民营企业的厚爱：依法从严惩治危害非公经济发展的犯罪，起诉侵害非公有制经济的犯罪同比上升3.2%；依法从宽处理非公经济人员经营环节的犯罪，不捕率较总体刑事犯罪不捕率高出8个百分点。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

随着社会公众对司法公开、公正的预期和要求越来越高，以及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已经成为司法机关的工作目标。检察公开听证让当事人“说话”，让各界人士参与，大大提升司法办案的公开度、公正度，着力化解纠纷矛盾，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员持续性侵学生案件。各地检察机关经过探索实践，证实开展入职查询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2020年9月18日，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查询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人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录用或者不予认定教师资格。《查询意见》还明确规定了入职查询范围、适用入职查询的人员范围、查询方法、查询结果的应用及追责等，从源头上把“大灰狼”挡在校园之外。

2021年1月召开的第十五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要求，检察听证要实现“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全覆盖，各级检察院、各业务条线都应结合办案实际，做到“应听证尽听证”，倒逼检察监督办案能力提升。

清华大学刑事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赵禹涵：您刚才提到，司法制度应充分回应社会需求。请问司法机关如何在“蛋壳公寓”事件、“O2O平台爆雷”这样涉及金融且波及范围广的事件中发挥作用，维护人民群众合法利益，充分回应人民群众的需求？

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

2020年10月，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工作。《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召开听证会的案件范围，即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2020年10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审议通过。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把近年来最高检会同相关部门力推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相关机制以及禁止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检察政策，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保护更重责任和更高要求。并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等依法进行监督。

2020年12月，作为未成年人领域“两法”之一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颁行21年来首次大修，明确强调人民检察院通过依法行使检察权，对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进行监督。

检察机关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强化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协作配合；立足批捕、起诉职能，切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依法准确适用；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防范廉政风险；加强政治、业务建设，着力提升办案能力。最高检专门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浅显、新颖的动漫形式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2020年7月起在全国看守所、派出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循环滚动播放，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动认罪认罚。

当然，我们也强调，适用的同时，要保证办案质量和效率。要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特别是保证被告人自愿认罪，案件处理得更合法更公正。目前，关于量刑建议采纳率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检察官提量刑建议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比如盗窃、伤害等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量刑，确定刑量刑建议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比较可信的。下一步，主要是加强培训，提高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水平能力。

当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家庭暴力也呈现出多样化和持续化的特征，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检察机关在妥善办理相关案件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与有关方面协作，共同完善社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预警分析、社区调解等制度，以预防为主，调解为先，争取将家庭暴力化解在形成之初，解决在萌芽状态，促进社会治理。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各级检察机关的努力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两年来检察环节适用率稳定在80%以上。2020年，全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超过85%，量刑建议采纳率接近95%，一审服判率超过95%，高出其他刑事案件21.6个百分点。

清华大学法学院2020级法律硕士研究生莫野：针对目前日益频发的家庭暴力问题，检察机关采取什么样的举措来遏制这一现象，切实保护家庭关系中的弱势方？

清华大学法学院2019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冯梦迪：公开听证有助于化解矛盾纠纷。最高检出台了《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各地检察机关正在按规定开展这项工作，但也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问题。检察机关在这方面还会有哪些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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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孩子们来中国圆冰雪梦！孩子们没见过下雪，我们计划了两年多，这次终于有机会来中国，准备转机去黑龙江参观‘冰雪大世界’。”新加坡旅客CHEONG SIEW HOONG先生说。“第六次来中国，深切感受到城市的日新月异。”经常往返欧洲和中国的外籍旅客GAINULLIN TIMUR说。

随着元旦、春节等节日临近，预计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将持续增长。上海机场边检站将严格贯彻落实国家移民管理局、上海边检总站工作要求，密切监测口岸流量变化，加大执勤警力投放，持续优化通关便利举措，全力确保口岸通关安全顺畅，助力浦东国际机场辐射全球的航运枢纽功能持续提质增效。

上海机场边检站介绍，今年该站已累计查验入出境外国人超过76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10%，其中来自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的外国人数量位居前三。随着国家移民管理局出入境管理政策不断优化，特别是持续扩大免签国家范围并优化入境政策及全面放宽优化后的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极大促进了外籍人员来华经贸旅游热情，今年该口岸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2万人次，占同期入境外国人总量的30%。

叠加出入境便利政策利好及国内外旅游市场升温，欧洲、中亚、澳洲等国际航线逐步新增、恢复和加密，浦东国际机场口岸的国际、港澳台客运航班日均保持在500余架次，整体呈现出“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特点。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辛苦了一年，我带公司员工出去转转，放松一下。”旅客冉先生站在边检出境大厅接受采访时侃侃而谈，松弛感满满，“我们把团建地点放在泰国，提前联系了旅行社，价格很优惠，往返也方便。”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

2020年12月17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在西南政法大学开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景汉朝结合多年来参与司法改革实践和顶层设计的亲身经历，向在校师生系统介绍了政法系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丰硕成果，详细讲解了司法改革为什么改、改了什么、怎么改等重大问题。这是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自2019年创办以来，首次在京外高校举办。讲座由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主持。

从“City不City”成为网络热词到“China Travel”成为流量密码，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来华旅游观光、投资洽谈，探寻中国壮丽山河，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点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一元手游平台app2020年12月17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在西南政法大学开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景汉朝结合多年来参与司法改革实践和顶层设计的亲身经历，一一解答了这些问题。

随着浦东国际机场口岸过境中转等营商环境不断优化，该口岸港澳台旅客数量也在逐步增加。今年上海机场边检站查验入出境的港澳台居民累计超过220万人次，较2023年同期增长37.5%，港澳台地区与内地联系更加紧密。今年恰逢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往返澳门的国际旅客数量达65万人次，较往年也有所增加。“我经常在上海出入境，非常便捷。”来自澳门的韩先生说。

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今年以来，为确保中外旅客在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更加顺畅，上海机场边检站创新优化“8+X潮汐式”勤务新模式，研发投入一批智能验证台等新锐装备，建立“入境外国人前置分流+过境申请前置审核+入境过境同台办理”新型警务保障模式，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减少旅客排队候检时间。“百人外语志愿服务队”民警24小时值守，为出入境旅客提供多语种应急翻译、政策咨询、暖心帮助等，全力打造温馨高效的口岸通关环境。

“移民管理警察非常热情周到！”中国台湾旅客张先生没想到，第一次回大陆的通关流程是如此顺畅，“内地朋友总邀请我回来看看，顺便考察我所经营的中草药生意。”

景汉朝首先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远景目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这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讲座最后，景汉朝强调，司法体制改革是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正确的理论引领，理论界与实务部门要共同努力，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12月25日上午8时，上海边检总站上海机场边检站在浦东国际机场口岸查验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3000万人次，超去年全年总量78%，连续22年领跑全国空港。

航班密集的背后是国内外旅客出入境需求的持续释放。今年经该口岸出入境的内地居民已超2020万人次，占到该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的67%，较2023年同期增长80%。上海机场边检站介绍，七成左右的内地居民把东南亚、日韩等国家和港澳台等地区作为出行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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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10日上午，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出席自然资源部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决定：关志鸥同志任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免去王广华同志的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职务，另有任用。

关志鸥，男，满族，1969年12月生，辽宁沈阳人，199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7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学位。中共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他曾任辽宁省沈阳市副市长，辽宁省农委主任、党组书记兼省粮食局局长，辽宁省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辽宁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等，2018年任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省委教育工委书记，2020年任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一元手游平台app据新华社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12月2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决定免去王广华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任命关志鸥为自然资源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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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手游平台app据新华社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12月2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任命苗生明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苗生明，男，1965年11月生，汉族，山东梁山人，1997年10月入党，1987年7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刑法学专业研究生毕业，法学博士。

苗生明是第一批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全国检察理论研究人才、全国公诉工作咨询专家，曾任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处长、副检察长、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第一检察厅）厅长等职，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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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商人老板为讨好他，刻意组织牌局供其娱乐，杨彬因此逐渐染上赌博恶习。由于自己的工资收入不能满足赌博需求，他先后11次以“打牌”为名，向3名商人和管理服务对象索要16万元。调查发现，这些年来杨彬先后收受他人钱款116万余元，其中近一半在牌桌上输掉了。

2024年7月，杨彬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24年8月，杨彬因犯受贿罪被红原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据办案人员介绍，至案发前，杨彬已在红原县住建系统“深耕”22年，他把公权当“私权”，大搞“一言堂”，大大小小的项目都由他一人说了算。据统计，杨彬在红原县城乡环境卫生一体化项目、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工程等18个项目建设过程中，想方设法为14名商人老板在项目中标、承揽监理、拨付资金等方面给予“关照”，并为8名商人指定承揽监理、测绘和劳务派遣业务等。

“廉洁四川”文章披露，早在2016年6月和10月，杨彬因违反工作纪律、工作要求先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和行政警告处分，但在两次谈话期间，杨彬均未向组织交代2015年、2016年收受管理服务对象钱款和高档烟酒的问题。

为何曾经受到3次处分和多次廉洁谈话后还不知悔改？“当时组织将我收受4万元的违纪事实曝光后，我仍抱有侥幸心理，认为组织只掌握了这一件事。”彼时的他，罔顾组织的教育和挽救，反而认为被处分后，组织对自己的调查就会告一个段落，因此在受到处分后又继续肆无忌惮地收钱“敛财”。

 杨彬，男，1980年11月生，四川小金县人，2000年12月参加工作，200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阿坝州红原县城乡规划和住房保障局副局长，红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等职务，2022年1月，任红原县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2024年4月，接受红原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23年3月，杨彬晋升一级主任科员，考察组工作人员开展考察谈话时，询问他党风廉政方面有无需要向组织说明的情况，杨彬仍信誓旦旦地称“自己绝对干净、毫无问题”。然而，考察谈话后不到一年，2023年10月，杨彬就因收受企业主拜年红包共计4万元，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一元手游平台app12月25日，“廉洁四川”网站发文披露，已落马的阿坝州红原县自然资源局原局长杨彬在被查前曾三度受到处分，但其不知悔改，竟认为被处分后调查就会告一个段落，遂继续敛财。

消息还提到，逢年过节“坐一坐”，旅行回来“接个风”……商人杨某瞄准杨彬这支“潜力股”，先后3次以拜年、接风等名义，送给杨彬6万元。杨彬在与杨某的多次交往中逐渐变得“亲清不分”，认为杨某是“自己人”。2022年1月，杨彬担任红原县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手中的权力更大了、项目也更多了，杨某便开始寻找机会，试图进一步拉近与杨彬的关系。2024年春节前，时任红原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的俄邓学与杨彬在一次打牌中得知，杨彬最近“打牌总是输，手头比较紧”，便将消息告诉了杨某。杨某心领神会，“委托”俄邓学将18万元送至杨彬家里，杨彬毫不客气地收下了。让杨彬“意外”的是，仅一个星期后，“中间人”俄邓学就被红原县监委采取了留置措施。“我内心十分不安，担心自己收受礼金的事情暴露，每天睡觉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但自己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有勇气主动向纪委监委自首或坦白了。”杨彬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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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检察机关还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推行“督促监护令”工作，发现监护人存在管教不严、监护缺位等问题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受到侵害的，向监护人发出“督促监护令”，针对性督促监护人有效履职，推动解决涉未成年人案件背后家庭监护不力难题。

澎湃新闻注意到，从1984年10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我国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议庭起，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已历经40年的探索发展。

网络空间作为现实世界的延展，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成长的新环境。在此之下，如何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已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学生欺凌问题的防治，既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也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认为，目前我国关于预防未成年人欺凌，已经制定了很多制度，但很多规定在执行中没有落实下去，比如学校应该建立防治学生欺凌的有效的合规体系，学校要有学生保护委员会，或防治学生欺凌的专门组织。

比如，少年的主观恶性很大、有预谋有组织、手段残忍、多次实施、致多人死亡或者重伤造成严重残疾、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等情形，可以称之为“恶意补足年龄”。

案情显示，未成年人姚某乙在家人陪同下到医院流产，接诊医生发现其低龄怀孕且智力发育不正常，有遭受性侵害的可能，随即按照强制报告制度要求报告。

“未成年人犯罪不是单纯的司法问题，依法惩治是必要手段，分级干预是有效举措，提前预防是基础保证。”最高检副检察长宫鸣表示，最高检正在研究制定《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矫治的意见》，今年拟联合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出台。

通报表示，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中，多存在外部保护缺位的情况，家长“监护不能”现象长期存在。比如，在“熟人性侵”“网络猥亵”等案件中，被害人家长或忙于工作或疏忽大意，未关注被害人心理状况及上网情况，犯罪行为就在身边潜藏而未能及时发觉。行业监管亦存在薄弱环节，为犯罪发生提供了场所。

当婚姻解除变难，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面临更多挑战。据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发布的《2020—2022年度婚姻家庭诉讼中的未成年人保护问题研究》报告显示，在1382起涉未成年人婚姻家事二审案件中，写明起诉离婚次数的案件中，“首判不离”比例高达46.5%。

这也是一堂防范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公开课。最高法刑一庭负责人强调，对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论罪当处死刑的，坚决从重从快判处。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篇课题报告提出：网络不良信息所传播的扭曲的价值观念、偏差的行为模式会影响未成年人的价值判断标准，诱发违法犯罪心理，导致未成年人出现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

《意见》明确，引导离婚案件当事人提升责任意识，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充分保护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在离婚案件中以保障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为目的，妥善处理抚养、探望、财产等相关事宜。

“核准追诉”是追究低龄罪错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程序要件。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赵树坤撰文提醒，该限制性程序规定是程序上是否启动、推进的条件，而非实体上有罪与否的判断，核心在于审查追诉是否合乎刑事诉讼的目的，“需要进一步明确细节，如报请追诉的申请主体及程序、核准追诉期间的处遇措施等。若不予核准，不得再次依据同一事实开启追诉大门”。

今年3月，最高检在一起网络猥亵儿童典型案例中，确立了“隔空猥亵”规则：被告人王某某通过网络发送裸照，暴露身体隐私部位诱骗多名未成年人观看，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

“检察机关注重强化对未成年人监护侵害和缺失的监督力度。”最高检表示，对于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性侵害、遗弃、虐待、暴力伤害等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监护侵害类犯罪行为以及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导致未成年人处于危困状态的，在依法严厉打击和处理的同时，以检察建议、支持起诉等方式，及时启动撤销监护人资格监督程序，督促依法撤销监护人资格，有效阻隔侵害。

佟丽华认为，涉未成年子女离婚案件中，在维系婚姻关系明显不利于未成年子女利益时，法院应做到当判则判，“司法机关应当对判决离婚持审慎态度，但认定感情破裂时不能过度机械。”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给未成年人的人生蒙上阴影，使未成年人父母及家庭背负沉重精神负担，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最高法表示，人民法院对此类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绝不手软。

不止于此，过去一年里，涉未成年人恶性个案多次引发舆论聚焦，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议题备受社会关切，社会各方希望通过持续探索，“以法之名”守护未成年人权益。

今年7月，最高检、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共同发布了5起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典型案例。在一起案例中，医务人员主动履行强制报告，助力惩治性侵害犯罪。

前述最高法首发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题指导性案例中，包括一起首例婚内监护权案，该案明确对夫妻双方分居期间的监护权纠纷，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有关规定，暂时确定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事宜，并明确暂时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有协助对方履行监护职责的义务。

“涉未成年人案件审判是法院工作中极其特殊的领域，必须把特殊、优先保护理念贯穿于每一起案件的办理。”最高法指出，案事例库对于统一涉未成年人案件的裁判规则和尺度具有重要作用。

因怀疑江某某“招惹自己女朋友”，初二学生胡某纠集多人将江某某威胁带至厕所。面对15人围殴，年满14周岁的江某某挥刀反抗，造成两人重伤二级，一人轻微伤。

此外，《条例》第二十条还对“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规定了应当履行的特殊义务：应当针对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的特点，设置未成年人模式，在使用时段、时长、功能和内容等方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提供相应的服务，并以醒目便捷的方式为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提供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

实践中，因学生霸凌引发的“反击”，到底属于防卫还是斗殴仍存争议。为此，法院给出明晰释法：其一，不能仅因行为人面对霸凌时不甘示弱、使用工具反击等情节，就影响对其防卫意图的认定；其二，对于防卫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立足防卫时的具体情境，综合学生霸凌中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危害后果等情节，作出合理判断。

检察官特别提醒，网络服务提供者或平台方要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主体责任，发现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对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立即停止向该用户提供网络服务并向公安机关报告。

与此同时，最高法还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见》，要求依法从严处理学生欺凌：未成年人因学生欺凌等行为遭受损害的，法院应依法判决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欺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值此2024年终，澎湃新闻通过重温过去一年间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实践、政策动向，借以呈现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的社会共识、司法作为。

澎湃新闻注意到，2024年1月，《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正式施行，重点就网络素养促进、网络信息内容规范、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网络沉迷防治等方面作出规定。比如，进一步完善了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制度要求，包括实行社会共治、以促进未成年人网络素养为基础、规范网络信息内容、加强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防治等，对于未成年人网络素养领域的健康内容把握、网络欺凌治理、饭圈乱象治理等提供了全面法律支撑。

“强制报告制度在报告主体和报告范围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挺建议，应进一步扩大强制报告的主体范围，包括娱乐服务行业、与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触的工作人员以及与未成年人共同居住的近亲属等。同时，细化报告的适用情形，涵盖网络侵害、校园安全等问题，确保强制报告制度的广泛适用。

该案共涉及全国15个省市的未成年被害人25名，其中不满14周岁的儿童24名。为此，检察机关对该案中涉及的社交软件平台管理漏洞发出了《检察提示函》。

还有评论指出，以治理校园欺凌为例，不少人都寄望学校和司法机关的努力，而对被欺凌者的自我保护不予重视。受此思想影响，一些未成年人面临霸凌时不懂得主动寻求救助，甚至担心反击霸凌者有可能被认定为互殴，甘当沉默的羔羊。

在新化县城内，一些酒店门口会循环播放“谁性侵未成年人，谁就坐牢”“与未满14周岁的少女发生性关系一律构成犯罪”等警示标语。除县城外，乡镇街道以及乡间道路附近也可看见矗立的警示标语：“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依法最高可判死刑”“与未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一律构成强奸。”

此外，家长也要加强对孩子的管教，从源头上预防学生欺凌和暴力行为发生。特别是，监护人对实施霸凌的未成年人应当加强管教，并配合学校和相关部门的处理。

“强制报告制度实施过程中，一些医务人员因担心引发医患纠纷、过多占用时间精力等原因，发现可疑情况不愿报告、不敢报告。”典型案例介绍，为打消医务人员顾虑，保障制度落实，山东省乐陵市检察院、市卫健局共同研发“强制报告智能报告系统”，将其嵌入医院诊疗系统。医生在诊疗时若发现未成年人存在怀孕、流产、身体多处损伤等疑似受侵害情况，可通过该系统将相关信息“一键推送”给检察、公安、卫健部门。

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对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员追究刑事责任14人；2023年，发生在旅馆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同比下降30.9%。

强制报告制度也在逐渐落实。这一制度是指有关主体在未成年人受到或者疑似受到不法侵害时，向专门的机构或者个人报告，从而使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得以规范化、及时性处理的制度。

“随着数字时代来临，网络平台企业采取的措施是不够的，需要更好承担责任，发挥更重要作用。”佟丽华认为，网络平台企业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方面，除了日常的内容审查、防沉迷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陈文清表示，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既是平安工程，也是民心工程。对主观恶意深、犯罪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未成年人犯罪，应依法惩治。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要提前干预，依法依规进行矫治教育、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

这是最高法于今年6月首次披露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题指导性案例。该案显示，江某某遭受15人校园霸凌后持刀反击被认定为正当防卫，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今年5月，最高法还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见》，对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防治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比如，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要求坚持“寓教于审”，根据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和犯罪行为等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庭教育，促进其改过自新。

“该案引起的社会关注度比较高，最高检核准追诉速度比较快，但核准追诉标准还处在探索阶段，对于类案如何追诉以及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或标准都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刘仁文说。

最高法强调，对于学生霸凌事件，考虑到双方均系未成年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被霸凌者及周边同学要及时向老师、家长报告，不宜轻易直接还击，甚至“以暴制暴”。学校对学生霸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并依法处理，“学校未依法履行职责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权益受到侵害案件中，存在大量父母感情冲突甚至离婚的家庭背景。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有287.9万对夫妻离婚，其中判决、调解离婚77.9万对，占比达到27%，在2019年比率基础上几乎翻了一倍。

11月13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强奸未成年人的罪犯郭某某、尚某某、公某某被依法执行死刑。澎湃新闻注意到，三名罪犯中，罪犯郭某某系某地民办小学教师。2013年至2019年2月，郭某某利用其任课教师、班主任身份，先后奸淫6名女学生共计百余次，6名被害人初次被强奸时均不满14周岁。郭某某还多次猥亵另外3名未满12周岁女学生。一、二审法院以强奸罪判处郭某某死刑，最高法予以核准。

近日，因未落实青少年模式，快手平台被公安警告处罚。澎湃新闻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多家短视频、直播、社交媒体平台曾因青少年模式落实不到位遭到处罚，涉及“青少年模式”形同虚设、实名认证流于形式等情况。

一元手游平台app历史不仅在于宏大叙事，也在于点滴之间的人与事。2024年岁末，我们记录了一些人物、一些事件，析为《新生》《守护》《雷霆》《烟火》四章，集成大历史的部分切面，也映照出我们这方土地以及身处其间人们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种生命力的积极状态：虽百折而不挠，葆有希望，生生不息。

司法是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今年6月，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事例库正式上线，旨在规范和推广维护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工作经验和做法。

一直以来，有关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问题充满争议。在立法框架上，2021年3月1日开始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在刑事诉讼中，对未成年人实施“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已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时，以立法形式确立。社会调查、犯罪记录封存、合适成年人到场等少年司法审判制度和工作机制，也渐成法律规定。

不过，现实中的涉罪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不同，罪错原因各异，家庭监管能力也存在差别。在山东，齐河县检察院探索推进着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机制。

另据《新时代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白皮书（2014—2023年）》显示，因家庭监管缺失、监护不力、教育不当等因素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较为常见。

澎湃新闻注意到，2024年1月，新化县检察院、法院、公安局、司法局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严惩性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通告”称，根据省、市、县统一部署，从2024年1月起至2024年12月31日，在全县开展惩治性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利剑护蕾·雷霆行动”专项行动，要求对性侵害未成年人始终保持“零容忍”“零懈怠”，坚持有案必查、有罪必惩，依法从严从重打击。

今年4月，最高法发布《关于在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中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作的意见》，旨在对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行为进行早期预防，将防治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关口前移。

现实的情况是，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形势依然严峻。今年4月，最高法在一次通报中提到，自《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以来，共有4位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被判刑。此外，今年以来，最高检也曾多次表态，对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要依法核准追诉。

2024年3月，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一名初中生被杀害并填埋，犯罪嫌疑人指向了受害者的同班同学——三名不满十四周岁的少年。检察机关认为，3名少年作案时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故意杀人致被害人死亡，情节恶劣，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此后，河北省检察机关逐级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

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长高艳东分析指出，网络对未成年人日常生活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不良信息、网络暴力、网络诈骗等问题也可能诱导未成年人犯罪，特别是网络犯罪、诈骗等新型犯罪形式的增加；二是互联网磨平了城乡和区域之间的信息数据鸿沟，贫困地区的未成年人家庭监护缺失和学校教育缺失问题更加突出，未成年人也更容易受网络不良信息影响，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何挺也表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是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的普适性要求，应当通过健全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积极促推专门学校建设和开展专门教育，实现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

不止于此，以互联网为犯罪媒介实施性侵害案件也逐年增加。来自北京石景山法院的一份通报显示，目前部分网络交友软件针对未成年人的限制不足，在应用商城与登录界面，未成年人仅通过自选年龄的方式就可下载使用成年人模式，且部分软件还提供屏蔽手机联系人、优先推荐学生、获取地理位置等功能，为家长监管制造困难，为犯罪分子线下联系被害人提供了渠道。

1997年，我国现行刑法施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观察指出，根据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等8类严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而对于不满十四周岁的人实施严重暴力犯罪行为，按照当时刑法的规定，不负刑事责任。

具体而言，一级罪错未成年人，由学校、社区乡镇村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适当关注，统筹安排公检法司以及法治副校长定期入校针对罪错未成年人宣讲法治课，必要时开展谈心谈话、结对交友等形式的监管帮教活动。二级罪错未成年人，除了一级罪错未成年人措施外，由民政、教育、团委、妇联、关工委及志愿者帮扶团队结对共建，定期组织帮教活动；三级罪错未成年人由公检法司四部门开展专门矫治，指定专人实行案件化办理模式，因人施策定方案，突出矫治教育的针对性、层次性。同时，注重适用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非刑罚性处置方式，多种干预措施进行教育、感化、挽救。

近年间，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渐趋成熟。特别是有关性侵惩治、欺凌防治、网络保护、强制报告等议题都在司法实践中获得检验、取得成效。新时代之下，如何提升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水平，考验着政法机关的智慧。

齐河县检察院检察长曹晓梅介绍，按罪错程度，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涉罪行为三级。其中，不良行为是指未成年人不可为的行为以及违反道德和公序良俗的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包含实施了刑法规定，但因未达到相应的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触法”行为，以及实施的行为已涉及违法，但行为恶性尚没有达到刑事犯罪程度的行为；涉罪行为包括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实施的所有犯罪行为，以及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实施的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等八类犯罪行为。

法律再次捍卫了正当防卫制度，并依法保护被霸凌者的合法权益。如何才能有效防范和应对学生霸凌事件？最高法表示，有效防范和减少学生霸凌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应当注重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及相关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严格落实学生欺凌报告制度，教职员工一旦发现学生遭受欺凌，应当主动予以制止，并及时向学校报告；对情节严重的欺凌事件，要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报告，并迅速联络公安机关介入处置，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处理未成年人犯罪，一味重惩绝非解决之道，源头预防才是治本之策。”今年4月，最高法院院长张军在刑事审判工作视频会议上强调，要做实惩教结合，以司法能动履职融合、贯通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保护，做实抓前端、治未病，共同织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防护网”。

在湖南新化县，因一名女孩被性侵，全城开始了“护蕾”行动。该案8名成年被告人均系通过联系刘某某达成卖淫嫖娼约定后与涉案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最终，犯罪分子均获刑，其中主犯刘某某数罪并罚获刑9年2个月。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陈碧认为，核准追诉条款中“情节恶劣”需要根据案件情况进行全面评价，结合犯罪的动机、手段、危害、造成的后果、悔罪表现等犯罪情节综合进行判断。

前述修正案条款打破了曾经以14周岁为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传统，将特定情形下追究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调至12周岁，这也成为邯郸三名初中生被追诉的法律依据。

澎湃新闻注意到，2021年6月1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被写入其中。随后，最高检建立了强制报告倒查机制，推行每案必查。

在未成年人保护议题上，政法机关所达成的共识是：“预防就是保护，治理也是挽救。”澎湃新闻注意到，1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在少年法庭成立四十周年座谈会上强调，要做好教育、感化、挽救工作，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近几年，我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断上升。数据显示，2022年，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36957人，同比上升20.4%。2019年至2023年期间，最高检依法抗诉性侵未成年人案件3件，其中2件已获改判，均从无罪改判为有期徒刑，仍有1件尚在审理中。

数据显示，2023年，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1581件系经医务人员报告发现。最高检表示，强制报告制度是保护未成年人免遭侵害的一项重要制度，必须常抓不懈，“强制报告义务为法定义务，其履行具有强制性，任何人不得阻碍义务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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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现代医院出具的病情证明记载：谢女士身上21处受伤部位，包括左肝广泛挫裂伤伴出血、十二指肠挫伤伴破裂、回盲部及末端回肠广泛挫裂伤伴破裂切除、胰头部和肺挫伤、蛛网膜下出血、脑挫伤、急性腹膜炎、左肾挫伤、鼻中隔偏曲、左侧三根肋骨骨折、脑震荡等。

根据谢女士回忆的报案时间和地点，律师团队向成都和重庆的相关派出所和医院提交申请书，调取到她与家暴有关的六条报警记录、四次就诊记录，以及当地派出所向贺某阳开具的两次《家庭暴力告诫书》。嫌疑人贺某阳被逮捕之后，还曾从看守所给谢女士寄信希望出具谅解书。

12月25日，武侯区法院在庭前会议结束之后，接着开庭审理此案。庭审现场外，面对众多媒体，谢女士表示，自最后一次遭受家暴至今已有605天，这段时间对她而言异常煎熬，她期待这一案件能够尽快结束，让她能够开启新生活。

2023年7月10日，成都市武侯区公安分局侦查终结，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将其移送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2024年1月5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以贺某阳涉嫌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提起公诉。

2023年4月29日，谢女士的家人带着医院出具的初步病历和连续多日的病危通知书，再次前往派出所。成都市武侯区公安机关决定传唤贺某阳，将其刑事拘留。这一天，谢女士因伤势不稳定，从四川现代医院转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ICU。

庭审开始前，家暴受害人谢女士公开其诉求，希望严惩贺某阳。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谢女士与贺某阳结婚于2021年5月结婚，两年时间里，贺某阳对她实施了16次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且一次比一次暴力。谢女士多次要求离婚，均未如愿。

2023年4月24日，谢女士遭到最严重的一次家暴。据谢女士介绍，2023年4月24日，她向成都市武侯区法院提交了人身保护令和离婚申请，因其手续不全，缺少男方户口信息无法办理，让她补齐资料次日再来。

“期间，贺某阳因被害人提出离婚，为发泄不满情绪，采用拳打脚踢的方式对被害人胸腹部等部位多次进行殴打和踢踹……”材料显示，“8时35分许，谢女士趁贺某阳不备打开房门呼救，被贺某阳发现后强行拉拽回房间，后被酒店装修工人发现并通知前台工作人员报警。”

相关材料称，“2023年4月24日晚，被害人搭乘他人驾驶车辆返回其暂住地时，被贺某阳尾随跟踪，后在上述小区强行将被害人带至其位于成都市武侯区某小区的家中，因未带房门钥匙，又将被害人带至成都市武侯区晋康街某酒店，并于次日0时许入住该酒店。”

一元手游平台app12月25日，“女子两年被前夫家暴16次终身挂粪袋”一案在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施暴者贺某阳被指控犯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25日晚，武侯区人民法院发布案情相关进展，称对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法院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当晚，贺某阳找到谢女士强行将其拖入一家酒店对其施暴，谢女士被殴打致肋骨骨折、十二指肠断裂、小肠梗阻，肾、肺、胰等受到不同程度损伤，需终生挂着粪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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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注意到，稍早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透露，由河南省选出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南省周口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吉建军，河南省开封市中医院原院长庞国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2024年11月28日，河南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罢免吉建军、庞国明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一元手游平台app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2月25日公告显示，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吉建军、庞国明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吉建军、庞国明的代表资格终止。

公开资料显示，庞国明，全国名中医，曾任开封市中医院理事长、河南省中医糖尿病医院院长，国家区域（华中）中医内分泌诊疗中心主任、河南省中西医结合诊疗中心主任。编著《庞国明学术思想集腋》、《纯中药治疗2型糖尿病实践录》等学术著作100余部，获科研成果奖16项，专利11项。

公开报道显示，近年来，广东、江苏、山西、北京等地的多所医院先后举办了全国名中医庞国明工作室揭牌暨收徒拜师活动，多人拜入庞国明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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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72/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相比，此次政策调整最大特点是允许跨区域通行。一方面方便外国游客合理规划行程，跨省多地进行旅游、商务等活动；另一方面辐射带动各地共享旅游资源、形成规模效应，提升开放水平、发展外向经济。

240小时、60口岸、24省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今年以来，随着“China Travel”入境游持续火热，在144小时“遇见中国”的基础上，80%以上的外国游客临近期限届满才离开，很多人希望有更充足时间、到更多地方去旅行。

过境免签政策适用省份从19个扩展至24个，其中新增（山西、江西、安徽、贵州、海南）或扩大实施9个省份；政策适用口岸从39个增加至60个，增幅54%。放宽优化后，政策适用区域既有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地区等国家重点发展区域，又有旅游资源富集、文化底蕴深厚、民族风情独特等人文地理特色鲜明的地区。

最新统计，2024年1月至11月，全国各口岸入境外国人2921.8万人次，同比增长86.2%；其中通过免签入境1744.6万人次，同比增长123.3%。适用72/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来华外国人数量同比上升132.9%。

一元手游平台app国家移民管理局2024年12月17日宣布，即日起将过境免签外国人在境内停留时间由原72小时和144小时均延长为240小时（10天），新增21个口岸至60个为过境免签人员入出境口岸，过境免签的外国人可以在24个省（区、市）允许停留活动区域内跨省域旅行。

今年以来，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ChinaTravel”全球圈粉“硬控”了社交媒体。从“City Walk”到“ChinaTravel”，越来越多的人乐于挖掘中国城市的可能性。从给足“情绪价值”的哈尔滨到“热辣滚烫”的天水，从“繁花”中的老上海到“我的阿勒泰”……各地文旅“热浪”的现象级破圈让“ChinaTravel”的含金量不断上升。在这一张张的“年度记忆”图片中，一起感受气象万千的生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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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进入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后，9月、10月、11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用于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等的个人缴费金额分别达到12.28亿元、27.51亿元、30.21亿元。其中，1-11月河北省用于居民参保的共济金额达到8.30亿元，河南省7.66亿元，浙江省4.86亿元，山东省4.79亿元，湖南省4.77亿元，位于全国前五位；此外，贵州、陕西、山西等人口规模不足5000万的省份，用于居民参保的共济金额也超过了3亿元。

从共济地域看，同一统筹区（通常是同一个地市）内共济3.00亿人次，共济金额393.17亿元；省内跨统筹区共济2536.01万人次，共济金额51.36亿元。

二、2024年1-11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3.25亿人次，比1-10月增长0.42亿人次；共济金额444.53亿元，比1-10月增长75.45亿元。

从共济用途看，用于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343.08亿元，用于支付在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20.72亿元，用于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等的个人缴费74.80亿元。

继今年10月，所有省份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跨统筹区共济后，截至12月9日所有省份已将共济范围由“配偶、父母、子女”扩大至“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线上途径绑定近亲属关系，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共济。

一元手游平台app2021年，国办印发文件，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从职工本人，扩大到其参加基本医保的“配偶、父母、子女”；今年7月，国办再次印发文件，进一步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亲属的范围由“配偶、父母、子女”，扩大至其参加基本医保的“近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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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局强调，国家医保局及下属部门、单位，从未授权任何社会人员开展涉及“电子医保卡”激活等相关工作，广大人民群众一定要擦亮双眼、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一旦发现相关线索，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或向医保部门举报。

医保码的使用，让医保事项“指尖”可办、“无卡就医”成为现实。然而，一些不法分子钻空子、假帮忙，侵害群众利益，实施违法犯罪。近年来，多地警方查获相关案件，如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查获的一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以帮助他人下载注册国家医保APP为名，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受害人手机注册网络账号；河南省邓州市公安局查获的一起案件中，犯罪团伙假借第三方平台工作人员身份，以激活电子医保卡的名义，骗取村民身份证和人脸信息，对空白支付宝账户进行实名认证，并解除转账限制，再将账号出售给跨境赌博、洗钱犯罪团伙。

“电子医保卡”的准确名称为“医保码”或“电子医保凭证”，是全国医保线上业务唯一身份凭证。目前全国已有11.7亿人激活了医保码，医保服务正在快速迈入“码时代”。这一变革不仅简化了传统的医保办理流程，让参保人享受到更为便捷的服务，更在海量数据的处理与实时响应上实现了飞跃。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医保码”一人一码、专码专用，只有参保群众本人进行激活才安全有效、合法合规。

一元手游平台app继四川乐山警方查获犯罪嫌疑人借医保之名使用受害人手机注册网络账号后，河南又曝出以帮忙激活“电子医保卡”为名，套取参保群众个人信息，实施转账、洗钱等非法行为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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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3岁进入日资裕丰纱厂，那时候，每天工作12小时，终日不见阳光，腰酸腿疼不说，手指也常被纱勒出血。还要被‘拿摩温’（工头）殴打，我有一次被打得双脚直跳，却一声也不敢出……”93岁的黄宝妹从纺织童工开始讲述她的经历，到新中国成立后她成为第一代劳模，再后来获得七一勋章。

11月7日下午，上海人民城市实践展示馆在杨浦区安浦路630号开馆，“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劳模黄宝妹等人集体参观了展示馆。

扎根大地、扎根基层、扎根群众、朴实无华——“老杨树”不是一个人，它是一类品质、一种精神、一份传承。哪里有需要，“老杨树”们就把“讲台”搬到哪里，把党的理论送到哪里，让红色故事上连天线、下接地气。

滨江“小小讲解员”、国歌展示馆“国歌之星”志愿者服务团队……16支城市讲述志愿服务队和700余名讲述志愿者活跃在杨浦滨江沿岸、城市地标、特色街区、文博场馆等场所，宣讲内容涵盖爱国主义教育、城市发展变迁、人民生活变化等方面，发动“亲历者”、吸纳“见证者”、吸引“聆听者”为“讲述者”。

薪火相传，弦歌不辍。12月4日，杨浦区委社会工作部和区委老干部局联合主办“志愿杨浦”主题研讨会首场活动，“一团火”正散落为“满天星”。

春有风筝节，夏有读书季，秋有运动会，冬有音乐节。三纵七横的水系，湿地公园与复旦大学遥相呼应，构成了美丽的宜业宜居宜创的杨浦新江湾城。郝建华在这里生活了20年，“我现在就是家门口的‘活地图’，可以把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变化讲给居民群众和年轻一代听，让大家知道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

以黄宝妹的视角打开杨浦区的变迁，是一条“工业锈带”变身“生活秀带”的壮丽奋斗史：她曾经工作42年的棉纺织厂，如今已是人流如织的上海国际时尚中心；江边曾经的农田、泥土路、棚户区，成为了现代化的园区；近江不见江的局促和遗憾，永远成为历史。

延吉新村街道机关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李佩蓉不仅是宣讲团员，还是个热心的“老娘舅”。她时常和党支部老党员们深入到多个离退休干部之家中，教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帮助更多社区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她还主动加入志愿者队伍，积极化解居民矛盾，做好社区的“润滑剂”。

一元手游平台app在上海市杨浦区，有这样一株株枝繁叶茂的“老杨树”——他们亲历时代变迁，奋力投身建设，见证人民城市建设的火热实践，如今依旧虬曲苍劲。它就是“老杨树宣讲汇”，一个由长期工作生活在杨浦区的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银发力量组成，成员平均年龄73岁，主要面向基层群众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人民城市理念的宣讲团。

“不能把理论‘讲空了’‘讲虚了’，甚至‘讲歪了’。”在姜德福看来，宣讲方式一定要接地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根本是要释疑解惑，去回答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说到群众的心坎上。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给“老杨树宣讲汇”全体同志回信指出：你们结合亲身经历，向市民讲历史，讲党的创新理论，讲新时代上海城市发生的可喜变化，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走近“老杨树”，枝繁叶茂、挺拔葱茏，他们进校区、进园区、进社区、进营区，以亲身经历为题材，把党的故事、城市发展的故事送进了市民的脑中、心中，让理论宣讲变得更加掷地有声、声入人心。

黄宝妹是宣讲团中年纪最长的成员之一。她虽然头发花白，但腰杆挺直、头脑清晰、反应敏捷，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一场宣讲用两个小时，最多的时候，已至鲐背之年的黄宝妹一天讲过三场。“连观众都对我竖起大拇指。”黄宝妹自豪地说。

“我们一直希望通过行动，找准老同志在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中的发力点，发挥自身所长，参与到社区基层治理、党务帮带、兴趣组队、志愿服务、关心下一代等活动，助力社区建设和治理。”李佩蓉说。

2019年11月，“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在杨浦滨江被首次提出，黄宝妹当时就在现场。“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以前的事，我就讲自己的人生，让大家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黄宝妹说。

从被父母捧为“宝妹”，到童年生活在旧社会充满艰辛，到后来投身新中国建设热潮、被评为全国劳模，再到一生践行着“为人民纺纱”诺言，晚年依然当“主播”为年轻人讲党课……满头银发的“黄奶奶”，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

2600余场宣讲，让无形的“老杨树”变成有形的“红色精神宝藏”，让市民有机会更好认识自己脚下的土地。有一次，姜德福去菜市场买鱼，店主一眼认出了他：“您是姜老师吧？我听过您的课，您讲的东西我们能记住！”姜德福笑着说，党的理论是生动的，是有生命力的。

倪来娣是宣讲团负责人，也是团队中的“年轻人”，在她的带领下，宣讲团打造线上宣讲矩阵，在年轻人聚集的B站开通直播账号；宣讲团成员忻培华曾担任英语学习平台“流利说”的党建指导员，她推动“流利说”录制英语视频课程，讲述党史故事，上线“半条被子的故事”英文版，讲好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和为民本质，将互联网工作者从受众变成“主讲人”。

这些历历在目的现实，让黄宝妹们铭刻于心。宣讲团老专家、老战士、老教师们，时刻奔波在基层。“想一起将‘银发力量’的作用发挥到最大”，成为他们共同的心声。

杨浦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邓青表示，杨浦区将积极搭建老干部作用发挥平台，完善老干部作用发挥机制，把老干部、老党员组织好、团结好、引导好，以“老杨树宣讲汇”为榜样，持续擦亮“老杨树”系列志愿服务品牌。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多拉快跑”》，这是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年过八旬的“老杨树宣讲汇”成员姜德福的一次宣讲主题。那时，要将聚焦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快递小哥”的生活联系起来，“‘多拉快跑’是快递小哥们的愿望，结合在一起之后再去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很多东西就顺了。”姜德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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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形势面临诸多困难挑战，各国经济各有各的难处，合作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才是正确选择，“脱钩断链”不是解决之道，“小院高墙”更不是大国作为。历史和事实不断证明，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违背历史潮流和经济规律，人为设限或者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势必干扰正常的贸易往来和产供链的稳定。是合作和双赢，还是对抗并双输，这是一道利弊分明的选择题。美国前财政部部长拉里·萨默斯日前直言：“数百年的经济研究和过往的实践经验都表明，对于经济大国来说，发动全球贸易战是一种非常糟糕的选择。”

中美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合作是一项伟大的事业。美方应同中方相向而行，找到两个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道路国家在地球上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正确相处之道。

一元手游平台app中美两国政府代表近日在北京换文续签《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将这一具有45年历史的协定延期5年。国际社会普遍欢迎协定续签，认为中美科研合作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也将促进双方应对全球共同挑战。这再次证明，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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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建交45年来，两国关系经风历雨，但总体上保持了向前发展的势头。从“乒乓外交”开启的世纪融冰，到“鼓岭之友”续写友谊佳话，中美之间每一次“和”与“合”的小进步，都为两国关系的历史性发展注入了动力。过去4年，中美关系虽然历经跌宕起伏，但也开展了对话和合作，总体实现了稳定。事实证明，如果两国做伙伴，求同存异，中美关系就能够取得长足发展；如果把对方当对手，恶性竞争，中美关系就会遭遇波折甚至倒退。以史为鉴，把握合作的大方向，是校准中美关系发展正确航向的关键，也是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向好发展、向前发展的必要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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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他曾任四平市委常委，吉林省援藏干部总领队、日喀则地委副书记，吉林省民政厅副厅长、党组成员，白城市委常委、副市长，白城市委副书记，通化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党组书记、厅长，吉林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等职，2023年任现职。

一元手游平台app据吉林广播电视台消息，中国共产党吉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12月25日在长春召开。其中，全会批准刘化文同志辞去省委委员职务。

据吉林省政府官网资料，刘化文，男，汉族，1969年10月生，在职研究生，经济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吉林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兼）、党组书记。

2025-02-03T09:05:38　来源: 临江  举报 0 分享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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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手游平台app12月25日，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嘉陵区公安分局破获一起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涉案金额20余万，两名企业中层管理人员落网。

嘉陵区公安分局通报，一名涉案人员自2022年11月至2024年期间，通过介绍供应商、协助缩短审批流程等手段获取非法利益，共收受“好处费”7万余元。其中单次到账9000、8400、16000元不等。在2023年一次利用职务便利介绍供应商的过程中，一次就收取23000元。而另一名涉案人员也多次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后发现，这两人总涉案金额高达20余万。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归案，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据嘉陵区公安分局介绍，2024年4月，嘉陵区公安分局根据一企业报案中所反映的情况，最终锁定该企业两名工作人员涉嫌受贿的情况。据该局调查，这两名涉案人员在企业中担任管理职务，利用职务之便通过简单的“暗箱操作”，多次收受他人财物。

据公开资料：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

12月24日上午，广东省惠东县港口“英雄民兵连”授称60周年座谈会在惠东港口举行。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人选曲维震出席座谈会。

一元手游平台app据南方+客户端消息，12月25日上午，广东惠州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人事任免事项。其中，会议决定任命曲维震为惠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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